从古至今，中华民族的历史上，诞生过无数出色的外交故事。
远有苏武持节牧羊十九年仍不忘国土的忠诚，近有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慷慨激昂，甚至在抗战时期，也有令人赞叹钦佩的、在巴黎和会上的那一场来自中国外交官顾维钧掷地有声地痛斥与拒绝。
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甩脱“弱国无外交”的帽子，让新中国在世界上彻底“站起来”，周恩来总理兼任外交部长，亲自过问相关事宜，培养了一批精英骨干，向世界展示中国威武不屈的刚强力量。
而在外交工作中，许多绝密的通信和情报无法通过不够安全的电波发送，“外交信使”这一工作便应运而生。而在年，万米高空之上，中国的外交信使携带绝密邮袋意图叛逃。
一、满世界跑的“外交信使”
身为一名合格的外交官，掌握多种语言是必要的条件，除此之外，最重要的就是要恪尽职守，勇于奉献，顶得住各种各样“糖衣炮弹”的诱惑。
而成为一名“外交信使”，还需要强健的体魄和足够的能力以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识别各种各样的圈套和陷阱，永远保持警惕，保护需要传递的文件。
在外交信使的眼中，出差是“家常便饭”，他们常年往返于外交部与我国各驻外机构之间，手提装有国家机密的外交邮袋，负责各个驻外机构之间的沟通与机密讯息的传达。
在那些不懂行情的外人看来，外交信使的工作轻松快乐，可以自由自在地穿梭在世界的各个国家当中，饱览大好风景。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在拥有十几年外交信使经历的“老信使”谢君桢看来，外交信使这一工作“紧张，危险，辛苦”，“每次出国都要走过大大小小几十个国家”，一年要在海外奔波余天，甚至需要“一天赶两场航班”，“两天飞越大半个地球”。
而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那些交通还不够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外交信使往往甚至需要辗转数种交通工具，才能最终抵达他们的目的地。
二、重要绝密邮袋“神秘失踪”
对于外交信使而言，“人在文件在”是一条铁则。中国的外交邮件袋为草绿色，上面印有中英双语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邮袋”。
根据国际公认的《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外包装清楚标识“外交邮袋”的包裹，“任何国家不得予以开拆、检查、扣留或阻碍通过”，因此外交信使在持袋经过海关时，也不需要将文件袋提送检查，而国际海关甚至都不可以触碰文件袋，以保证文件的机密和完整。
外交邮袋中经常包含大量高度敏感的国际信息，因此，对于他国来说，外交邮袋往往拥有极高的情报价值。所以，在中国的外交信使执行任务的过程中，由于身份公开，也时常面临着来自敌国的窥探和风险：
有信使曾经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库拉索岛险被绑架，幸亏及时大喊引来外人才幸免于难；也有面对飞机故障和沟通不畅，信使们不得不立即在飞机上原地销毁文件；更有甚者，信使们还要面临着同伴的背叛与敌国施压，例如年的那一场有惊无险的“PA72杨水长”事件。
那是年的11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国际机场，有两个正在值机的男人神色紧张，手边的袋子上用大大的字体写着：中国外交邮袋。这两个人正是正在执行信使任务的何存峰和杨水长。
为了避免发生任何危险，何存峰一直用警惕的眼神观察着四周，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同行人员杨水长表情有些异样，似乎正在为什么事情而发愁。
根据中国外交信使的规定，两人必须同行执行任务，因此，在登机口开放后，杨水长和何存峰一起并肩登上了飞往美国纽约的航班。
为保安全，何存峰在两人坐定后，将信使邮袋放在了两个人腿中间的地方共同看管，并用双腿钳住包裹的移动，以保证这个重要的外交邮袋不会离开两人的视线范围。
天朗气清，美国时间8点半，飞机准时起飞，冲入万米高空后，机舱里开始为乘客放映消遣所用的电影。这时，杨水长借口自己因为在旧金山时过于疲惫，想要小憩一会，因此将看管邮袋的任务推交给了何存峰，自己沉沉睡去。
深感责任重大的何存峰则用心地盯住邮袋，也将周围人的行为尽收眼底。
就这样过了一个小时，何存峰想要去个厕所，于是叫醒了睡得正酣的杨水长，嘱咐他看好邮袋，独自去了个厕所，然而，等到他再次返回，眼前的一幕令他大惊失色：杨水长和重若己命的信使邮袋都不见了！
何存峰匆匆在机舱里来回找了两圈，并没有看到杨水长和信使邮袋的身影。他很快镇定下来，他知道杨水长和自己都是外交信使，十分清楚执行任务时的铁则与规定，在非不得已的情况下，必须要两个人一起行动。
而这里是万米高空，一个大活人不可能因为什么突发事故匆匆逃离原地，因此只有一个可能，那就是杨水长叛变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杨水长的叛变也一定有机组人员的协助，不然在这个窄小的机舱里，杨水长一定无处躲藏。
想明白了这一点的何存峰很快将目光投向了联结机舱与飞机驾驶室的那段小小的隔间。那里是飞机上十分重要的地带，也是普通乘客不能靠近的地带，只有那里他还没有找过，那也是整个飞机上杨水长和信使邮袋唯一可能藏身的地方。
然而，一旦他想要靠近那段隔间，便立刻有空乘人员走过来拦住了他：“先生，你不能过去，那里不是乘客可以抵达的房间。”
何存峰的英语并不很好，这一路上都是依靠杨水长的翻译，然而杨水长骤然“叛变”，让何存峰和空乘人员的沟通上出现了问题。无奈之下，何存峰在飞机上找来了一名精通英语的中国乘客，请他临时做起了翻译，开始和美方的空乘人员沟通自己找人和物品的意图。
三、斗智斗勇的“外交博弈”
不论两个人如何沟通，美方的空乘人员都坚决不允许何存峰靠近隔间半步，这样蛮横无理的态度让何存峰更加明确了杨水长叛变的事实。
在气愤之余，何存峰也在绞尽脑汁地思考对策：力斗显然不可能，飞机上不容许出现这样危险的行为，一不小心会造成更为严重的后果；因此，只能借助外交手段来“智取”回机密的外交邮袋了。
确认的方法的何存峰开始义正言辞地搬出国际公约中的条款，要求美方“尊重两国之间的友谊”和“外交信使的工作”，立刻交还杨水长及外交邮袋。
然而这一要求很快被美方的机组人员再次拒绝，甚至有机组人员递给何存峰一个手提袋，何存峰打开一看，里面是杨水长的护照、机票，以及他手写的一张字条，表明了他已投靠台湾、将把邮袋一起带往台湾的态度。
这份字条让何存峰大为愤怒，他要求面见杨水长，然而，来自美方机组人员的回复却是：“杨先生已经申请政治避难，他拒绝见您。”还没等何存峰继续据理力争，飞机已经借口“机身引擎故障”，准备迫降芝加哥的奥哈利国际机场。
何存峰意识到，“飞机在这个时候迫降一定有鬼”，所以，这将是他最后的机会，一旦他离开飞机，美方就可以趁机将杨水长和重要的外交邮袋一起转移，到那个时候，一切就回天乏术了。
因此，在飞机迫降以后，何存峰不断地拒绝机组人员要求他下机的要求，并且用相关的国际条约，强烈要求面见杨水长，并且取回原本就应当由他保管的外教邮袋。
由于他的再三要求，美国民航的相关负责人员终于姗姗来迟，在礼节性地问候之后，何存峰开门见山地说道：“我是一名外交信使，和我一同执行任务的同事和我国两份重要的外交邮袋都被机组人员无理扣留，我要求他们将我同事与邮袋一起送回。”
机组人员仍然一口咬定杨水长申请了“政治避难”，何存峰驳斥道：“他正在执行公务，说明国家信任他，并没有进行所谓的‘迫害’，因此无需申请避难；而如果他擅离职守，那么他已经失职，相关的外交邮袋当然应该交还给我仍然在执行任务的工作人员。”
在针锋相对地沟通了几个回合后，机组人员试图做出所谓的“让步”，称杨水长要拆包取出文件：“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同行，在取得相关文件后，继续您的旅程。”
然而何存峰寸步不让，他再次提起《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并且提醒美国的相关负责人员道：“根据相关国际条约，外教信使所携带的外交邮袋任何人不得予以拆开或扣留。如果你们强行扣留或破坏文件，请自行承担相关后果。”
由于何存峰的态度强硬，美国人在反复商议无果的情况下，最终同意将外交邮袋返还给何存峰。在送还邮袋的时候，有一名美国官员走上前来，用极低的声音在何存峰的耳边愤愤不平地说道：“你胜利了。”
然而何存峰并没有多少胜利的喜悦。在完好无损地取回邮袋后，何存峰独自下机，与被美方带走的杨水长擦肩而过，两人四目相对时，何存峰清楚地意识到，这位昔日的同伴，今后再也不会是同一阵营之下的人了。
四、那些为了外交而牺牲的英雄信使
何存峰的处事不惊和机智应变为他赢来了荣誉和嘉奖，可是，在中国外交信使的历史中，也有许多外交信使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失去了宝贵的生命。
在每一位外交信使的学习过程中，有一堂“必修课”，那就是新信使在毕业前必去一趟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凭吊那些因为各种事故而离世的信使战友们。在过去中国还不够发达的时候，失事的交通工具事故时有发生。
例如在年7月，有一架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飞机因为操作失误，在降落时爆炸，机上所有人员无一幸免：而在事故现场，有两具烧焦的尸体怀里紧紧抱着一个同样烧焦了的中国的外交邮袋，他们正是正在执行任务的中国外交信使，试图用生命保护这份文件。
如今，强大到可以和美国用不卑不亢的态度沟通中国，也正是这些前辈们用生命守护、才在最终换来的“强力”外交。虽然现在通讯技术已经四通八达，然而国与国之间的涉密信件和物品，仍然需要用“外交信使”来传递。
这些每年有一半多的时间都奔波在路上的神秘“邮差”们，也依旧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前赴后继，报效我们的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