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江晚报钱橙计划通讯员王小淳文/摄寒假期间，各地“00后”大学生们或回到家乡，或参与社会实践。这些年来，社会的各个侧面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追赶着向前的脚步。返乡的“00后”们看到了怎样的变化？观察到了哪些社会现象？他们又会以怎样的视角，记录时代和社会的聚焦点？钱江晚报钱橙计划的高校通讯员们写下了他们的“00后返乡观察”。去年暑假，我写过一篇选修课期末论文。那是一门医学院的选修课，论文要求从社会学角度研究一种疾病。当时我选择的话题是“孤独症为患者带来的社会负担”。查阅文献后我发现，虽然孤独症患者多在儿童时期就开始发病，但大龄患者能否自力更生也成问题。我国残疾人职业教育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养护—培训—就业”一体化的机构的保障，大龄孤独症患者往往受到用人单位的隐性排斥。此前，我对孤独症患者的认识停留在“星星的孩子”这一经常出现在媒体报道话语中的词汇中，却从未思考过以他们面临着怎样的就业困境。这个寒假，我借完成社会实践作业的机会，走进青岛市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认识了被爱称为“崔妈妈”的春雨中心创始人崔永兰，她像妈妈一样悉心照顾一百多位残疾“孩子”。亲眼所见，给了我更深的感触。崔永兰她把多位残疾人都当成自己的孩子小年的前一天，我在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的入口处见到了崔永兰。今年52岁的她，留着一头干练的短发，声音洪亮，笑起来总是露出两排牙齿。上楼时，她告诉我，这几天，孩子们陆续回家过年了，但春雨中心热闹和忙碌的气氛不减。目前，有多位残疾人在春雨中心接受辅助就业和托管服务，他们的年龄在17~55岁不等，绝大多数都有智力或精神残疾。崔永兰把这里的残疾人都叫做“孩子”，孩子们也一致称呼她“崔妈妈”。崔永兰一边带我参观春雨中心，一边把墙上贴满的照片指给我看。“这些照片都是‘孩子们’的笑脸。大家都说，春雨的孩子眼睛里是有光的，你过会到车间里走走，能看得更清楚。”崔永兰说。所谓“车间”，就是“孩子们”工作的辅助就业室。一进门，我便看到四桌人正在做手工：一桌在给手提袋穿绳，一桌在给包装盒刷浆糊，一桌在给档案袋打孔，还有一桌在把塑料发夹固定在包装上。每个人都在埋头干活，动作很娴熟。“你看，他们不开口说话的时候，几乎看不出来是残疾人。”崔永兰说。“孩子们”正在给手提袋穿绳我走近那桌正在给手提袋穿绳的“孩子”，感到有些局促，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他们普遍智力低下，说不出几个完整的句子；我也听说，有很多孤独症患者会回避与陌生人的任何交流。我举起一个手提袋问一位中年女人，“你在做什么呀，可以教教我吗？”她没有回答我，只是从我手中拿过手提袋，开始穿起绳子来。而旁边的一个男孩看到崔永兰和我越走越近，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看，喊道：“崔妈妈好！”“你好！”崔永兰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一一，给这个姐姐介绍一下自己吧！”这个名叫一一的男孩用背课文的语调一字一顿地说：“我叫一一，今年17岁，我来春雨一年了，我学会了给手提袋穿绳，还学会了打非洲鼓。”除了提供就业岗位，为孩子们提供“五险”和基本工资外，春雨中心还会“因材施教”，发掘孩子们的艺术天赋，教他们打鼓、弹钢琴、练书法、画画，丰富他们的精神生活。崔永兰真正地把春雨中心的多人当成了自己的孩子。哪个“孩子”有基础病需要额外关照，哪个“孩子”动手能力偏弱，哪个“孩子”在座位上坐不住……她把每个孩子的特点记得一清二楚。“有一个孩子有癫痫，刚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一次突然发病，倒在地上口吐白沫。我们一开始全都慌了，不知道怎么办。后来，我们才慢慢积累了经验，知道孩子发病的时候该怎么处理。”崔永兰说。崔永兰也把春雨中心建设成了孩子们的第二个家。“过年啦，咱们一起去贴福字、挂灯笼！每个人都要开开心心的！”崔永兰带着孩子们一起“忙年”，把车间装点得满是年味。一位患孤独症的男孩用毛笔写了十几个福字，神情专注，下笔也特别稳。崔永兰带“孩子们”一起装饰春雨中心因为经历过，所以她感同身受“集劳动技能培训和身心康复训练为一体，致力于为他们提供工作岗位，帮他们树立自信自立的生活观念。”春雨残疾人辅助性就业中心年成立，让“孩子们”在劳动中减少“病耻感”，实现自我价值，是崔永兰的不变追求。在见到崔永兰本人之前，我就从许多报道中读到，她本人就是一位曾饱受病耻感折磨的残疾人。25岁那年，崔永兰在一家印刷厂担任车间主任，有一天，她的左手被意外卷入运转失控的机器，当场失去了四根手指。崔永兰讲述春雨中心的发展史我试探性地问：“我可以看看您的手吗？”崔永兰的手掌厚实，掌纹粗糙，但左手食指被截掉了一半，中指、无名指和小拇指更是只剩下了一个最下面的一个指节。崔永兰的手机背面贴着一个支架，用左手拿手机的时候，需要支架的支撑才能拿稳。如今崔永兰已经能够从容地讲述当年的那场飞来横祸，但二十多年前，她一度陷入极度的痛苦和自卑，无法接受突然变化的事实。“前三年，我在家里一直哭，不敢见人，不敢出门。之后，我回到印刷厂，改做事务工作。给客户签第一张单子的时候，我一直觉得他们在盯着我的手看，实在受不了，直接跑到门外去哭。”刻骨铭心的经历，使崔永兰坚定了投身于助残事业的理想，“我自己有这种经历，我能够感同身受他们的困难与自卑，我一定要帮助他们。”这是她创办春雨中心的初衷。到春雨中心参观的那天，崔永兰给孩子们开了一场“年度表彰大会”，就像一家公司的年会那样，奖励在年表现优秀的员工。“……之前，你不大爱听妈妈的话，但是这一年，大家都发现，你干得越来越好！颁给你‘进步之星’……”结束了一上午工作的“孩子们”排排坐在一起，像小学生听老师讲课一样，聚精会神地听崔永兰宣布获奖名单。三十三位“孩子”，分别获得“才艺之星”“进步之星”“优秀员工”奖项。春雨中心年度员工表彰大会崔永兰告诉我，这份小小的荣誉能让孩子们高兴好久，因为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努力是被认可的。我仿佛置身于小学的班会课堂，被手拿奖状的“孩子们”的笑容包围。春雨中心的工作人员用崔永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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