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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八路们，过来！”疯闹玩耍的我们听到吆喝声，就看到了院子大门口招手的陈爷爷。正玩得高兴呢，便随口答应着，“啥事儿？等会儿啊！”
陈爷爷是大别山腹地革命老区金寨县一所农村初中的老校长。八九十年代，那所初中规模很小，教职工十来个人，学生一百多人，一栋两层的教学楼，一排教职工住的砖瓦平房，一排学生宿舍，再加上另一边的食堂和大门就围成个简单朴素的院子。
“还不快来，带你们打年货去！”陈爷爷摇摇手里的竹篮催道。反应过来是买东西，我们六七个老师的孩子立马飞奔到他面前，拽起他的衣角“走！”。首先买的一定是我们想要的烟花、爆竹和糖果，之后才去买陈爷爷想要的东西——红纸。当时集市上多为普通的薄红纸，太阳还没晒几个月，红得就不鲜艳了；也有一些洒金的，我们强烈建议买漂亮的洒金红纸，但他说不吸墨，写起字来笔锋走势不好把握；最后选了稍厚的吸墨红纸，他说写春联就要吸墨的纸，写起来舒畅。装完满满一竹篮，我们一起有说有笑地回到院子，分开时他嘱咐我们晚上要睡早些，第二天早起杀年猪。
虽然当时农村条件很差，教师工资也很低，但是陈爷爷带着大家勤俭苦干，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平时他让学生把洗碗水倒入一个木桶里，厨房负责煮饭的伯伯就用洗碗水养猪。一年养上两头大肥猪，春季和秋季学期各一头。春节前夕，就会请屠夫来帮杀年猪。三五个年轻有力的男老师一人抬着一个猪腿，一人拽着猪尾巴，就把大肥猪抬上了案板，等着屠夫大显身手。屠夫用长尖刀一刺一抽，一气呵成；再用气筒将猪打满气，烧水烫猪除毛、开腔破肚、分割成块，一般五六斤一大块，每个老师分上两大块，欢欢乐乐拿回家，就算是大家的“年终奖”了。大家也不挑不捡，瘦肥皆宜，肥肉油水多呢！
还有一些没分完的肉，就用来准备院子里的团圆饭。主妇们齐上阵，在学校大厨房里各显神通，她们洗的洗，切的切，生火的生火，炒的炒，炖的炖，忙得不亦乐乎····..男教师们会在这个空歇写春联。写春联之前，先要裁纸，裁好后按字数横叠成几折，再沿对角线对折，然后摊开，这样以对角线交叉点为中心写字，就能保证字正好居中。陈爷爷是老手，他写春联不需要横叠竖叠。剩下一些红纸，根据大小裁成不等的正方形，写许多“福”字和“春”字。正式写春联时，有的老师对着《对联大全》，大笔一挥，就把春联洒在了红纸上；有的喜欢自己创作，写完反复地读，平平仄仄地研究，还请旁人评价一番，好不热闹。
小孩儿们也不闲着，我们找一间教室，把几张课桌一拼，很快就拼成三张大桌子，紧接着扫地、擦桌子、拿碗筷、放酒杯，间或去看看大人们写春联，或去厨房尝尝菜。春联差不多写好了，丰盛的饭菜也上了桌，我们就急忙喊大家快坐下来。通常主妇们坐一桌，老师们坐一桌，小孩儿坐一桌。我们小孩子总是吃得很快，吃完到处乱窜，隐约听见陈爷爷说：“不容易啊，在我们这“西伯利亚”（老家在金寨的最西边），外面的好老师哪愿来呢，只能靠我们乡里土生土长的人。来年好好干，争取多考上几个一中·····”大人们总是吃得很慢，边聊边吃，有时都会聊到下午三四点。我们着急了就跑出去和小伙伴一起放鞭炮。傍晚时分，再被爸妈喊回教室一起吃饭。我们从不浪费，团圆饭有时都能一起吃上两三天，直到把所有食材都用完，大家才各自回家过春节。在我的记忆里，院子里大家一起吃团圆饭才是热热闹闹过大年！
大年初一，我和弟弟就开始在院子里串门拜年。最初我们会拎两包白砂糖。白砂糖都是散称的，买回家自己分装自己包装。那时农村也没有塑封机，我们点上一支蜡烛，用一段锯条裹着塑料袋口，放到烛苗内焰处从左往右一拉，袋口就封好了。可别小瞧这封袋口，控制不好的话，温度过高容易把袋口烧化烧黑，温度低了袋口封不严实。我们经常趁父母不注意，偷偷封几个袋子，弄坏了赶紧换上新袋子，再试，试得多了封口技术也就炉火纯青了。
小孩儿是喜欢拜年的，因为拜年回来，兜里一定装满了各式各样好吃的糖果。拜年路上，即便是院子的几步路，我们也喜欢蹦蹦跳跳，还会扬起胳膊，甩起来让手提袋转圈圈。结果经常到了邻居家，准备掏出白糖，才发现袋子破了。后来生活条件好了，拜年不再用白砂糖，换成了酒。酒有包装盒，体积大，拎起来沉，我们也不大喜欢。而且很多时候把这家的酒拎到那家，那家的酒拎到这家，如此反复，完全是酒的旅行嘛！于是，院子里大伙一合计——拜年从简，不带礼物！互相走动问候图个热闹和开心。我们一阵儿狂喜，不用拎东西，照样带着满满一兜好吃的回来！
一年又一年，吃着香甜的糖果，我长大了，工作了，走出了大山，却喜欢回山里过春节。因为疫情，已经好几年没回去了，此刻，坐在电脑前，透过窗户远眺万家灯火，我内心深处似乎又响起陈爷爷那亲切的吆喝声，又感受到院子里那熟悉的年味儿.....
▌图：郑钰浈
▌编辑：张凤兰
▌审核：李珊珊吴炫
